“你从哪里出发，就会回归何处，同行的伙伴亦会平安归来。年轻的少男少女他们出身迥然，缘分却让他们羁绊成长。”伴随着纯净如天籁的歌声，藏族少年天宝的传奇故事在银幕上徐徐展开。风雪肆虐，征途漫长，这部“从头到尾令人屏息凝神”的史诗巨制，融汇了阿坝州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炽烈的红色信仰，成为2025年暑期档最令人期待的国产电影佳作。
《天宝》改编自藏族作家降边嘉措的传记文学作品《藏族老红军天宝传》，由于守山任总监制，著名表演艺术家、导演刘劲、新锐导演艺兮联合执导。它是继《周恩来回延安》之后，刘劲导演的第二部电影作品，也是他作为天宝的家乡人，献给天宝参加革命九十周年的致敬之作、情怀之作。
天宝，原名木尔加·桑吉悦希，1917年出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县，1935年春参加革命工作，193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5年春至1937年夏末参加红军长征，跟随队伍三过草地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等职。
与传统的红色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不同，《天宝》以非线性叙事解构藏族小扎巴天宝的“觉醒之路”：佛堂经幡、雪山草地、土司官寨、延安窑洞，还有天宝和央珍邂逅的小河，草原上不倒的猎猎旌旗，阿坝州四季澄澈的天光云影，场景跟随现实与记忆反复切换，打造出令人震撼的视觉效果，亦积累了澎湃的情感力量。冰火交织、生死存亡的革命之路得到了极致诗意化、审美化地呈现。
刘劲的身份既是导演也是编剧。为了创作《天宝》的剧本，他闭关一个半月，白天黑夜地写，两万多字一气呵成。“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轻松，但那个时候写也是跟自己较劲。因为电影剧本不像话剧或者电视剧，可以用台词来讲故事。电影必须是用镜头来讲故事，这是难度非常大的。我写出来的剧本2万多字，台词根本没有几句，大量的是在描述镜头怎么呈现。”刘劲回忆道。
“写到最后结尾的时候，也是泪流满面，把自己给燃烧起来了，激动了。”
作为同样从马尔康县走出的表演艺术家，刘劲从小就听说过藏族红军天宝的故事，对嘉绒藏族的日常生活、民俗文化、宗教历史亦有充分的了解。在拍摄过程中，他数次给主创“突击补课”，要求影片中藏民的服饰、妆容、佩饰、器物，完全与嘉绒藏民日常生活、民俗民风保持一致，尽量做到“细节真实”。为了让自然环境作为一种象征，和人物命运相融合，影片中所有取景地也经过刘劲导演的精挑细选。他蛮有把握地告诉南都记者，少年天宝和央珍姐姐邂逅的地方——马尔康卓克基西索村的美丽小河畔——会成为川西一个新的热门打卡地。
据透露，《天宝》的拍摄得到了阿坝州的大力支持。一听说要拍《天宝》，又有刘劲导演挂帅，阿坝州的13个县市立刻表示：“我们要像当年支援红军一样，支援《天宝》的拍摄！”
7月10日，电影《天宝》即将登陆2025暑期档，在人民院线上映。目前，阿坝州境内的所有大屏，已全部换成了《天宝》的电影广告，阿坝州政府还颁布政策，游客用《天宝》电影票根可以换景区门票。
“很多朋友在路上给我发照片，他们在高速路上看到，在阿坝州的壮美的景色里边，在广袤的高原上，《天宝》的大牌子矗立在山和蓝天之间，那种穿越感很震撼。”刘劲导演告诉南都记者。
南都专访电影《天宝》导演、著名表演艺术家刘劲
非线性结构讲述天宝传奇一生
真实反映嘉绒藏族历史文化
南都：电影《天宝》讲述了一个藏族小扎巴成长为红军战士，最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的故事。您为什么起意拍这样一个主题的电影？
刘劲：我和天宝是老乡，都来自四川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，都是马尔康的。天宝是我的家乡走出来的一个藏族革命家，我小的时候就听老师和大人们说过他的故事。后来我演上主旋律以后，就一直觉得，国内的影视作品没有表现过他，是一个遗憾。我有一种情怀，一个夙愿，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么一个传奇的、民族英雄式的人物用电影的方式呈现出来。正好家乡建州70年，阿坝州政府也有这个愿望，所以一拍即合，就把这个项目提出来了。
南都：剧本是好电影的基石。您不仅担任电影《天宝》的导演，剧本也是您亲自操刀，请谈谈具体的创作情况。
刘劲：天宝原本是个小扎巴，他本身又是嘉绒藏族，再加上红军革命，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革命、民族、宗教三性统一的作品。革命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手到擒来，《长征》都拍好几遍了，都是沿着长征路实景拍摄。但是民族和宗教本身就非常敏感。为什么很多人不碰这个题材，也有这个原因。没办法，我们写的就是这么一个敏感的，或者说容易触碰底线的人物。所以在剧本创作上也是一波三折。
我原本请了一个非常有实力的，也很有名气的编剧，他也是《周恩来回延安》的编剧。《周恩来回延安》是我自己第一次导演并且主演的，自导自演的一部电影，上映后获了很多奖。这位编剧很有经验，但是没想到他一写，就不断地被推翻、否定。他后来给我发过来30多稿，都急了。主要问题在哪？不是说这个本子专家通不过，我们自己都通不过。一写红军觉得很有戏，很饱满，但剧本里有几条线，一写到藏族，特别是宗教，就觉得特别干涩、没戏，有的地方也不够准确。为了采风，我带他去阿坝州天宝当年生活的地方，走了一遍红军长征到达藏族地区，爬雪山过草地的路线。因为那里地域比较复杂，又有农区又有牧区，天宝又是三过草地，没有方向感，你写就容易写乱了。
他走了一大圈，回来又写，好一点。但是我们发现，他可能还是对藏族生活不熟悉。天宝本身是一个僧人，编剧没有找到他身上的佛性。最后没有办法，很快要开机了，所以我说我自己来吧。我生活在那个地方，我对长征题材、革命很熟悉，我的同学什么的都是藏族，起码我们那个地域的寺庙我也很熟悉，所以我就闭关，从头到尾等于是推翻了重新创作了一个剧本。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，关到屋里不出门了，白天黑夜地写，一气呵成。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轻松，但那个时候写也是跟自己较劲。因为电影剧本不像话剧或者电视剧，可以用台词来讲故事。电影必须是用镜头来讲故事，这是难度非常大的。我写出来的剧本2万多字，台词根本没有几句，大量的是在描述镜头怎么呈现。
写到最后结尾的时候，也是泪流满面，把自己给燃烧起来了，激动了。我当时拍了张照片，电脑反光映着自己的影子，模模糊糊的，我发给我们的总监于守山，我说，你看我都写哭了，马上要结尾了。照片他现在还留着，真的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值得纪念的瞬间。
南都：这个剧本您认为最主要的创新点是什么？
刘劲：因为我同时也是这个片子的导演，我在写剧本的时候直接就有分镜头剧本了，用文字来形容画面。
另外也遇到了一些问题。我从事主旋律的创作，从1995年开始就一直拍革命历史题材。昨天我跟唐国强老师通话还说，30年了，我俩合作都整整30年了。我们拍了大量的戏，像《长征》《延安颂》《解放》，包括《志愿军》、《建国大业》，全是线性结构，因为主旋律的创作就是按照历史的脉络来，讲究的是“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”，大事不能去杜撰，不能去想象。为什么有重大历史领导小组？大专家们就是把这个关的。我们以前拍的片子都是按照线性结构来叙事，创作难度比较小，也不会出什么问题，但是同时带来了一个弊端，就是节奏慢，皮儿太厚。主旋律后来慢慢地观众就不愿意看，也与创作上走入模式化的瓶颈有关。我就一直想突破，电视剧可能难一点，因为电视剧太长，必须娓娓道来。至于电影，我就一直想采用一个非线性结构或者是交叉结构来进行创作。
天宝从1935年开始加入红军，一直到他70多岁退休，参加革命60多年。这也是一个传记体的片子，怎么在一部电影里把60年装进去？从加入红军开始，到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开国，然后回到四川跟十八军进藏、剿匪，又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当了十几年西藏自治区主席，然后回到四川省当省委书记，最后退休。这么多内容怎么写？我就要取舍。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。
后来我决定用非线性结构。一开始还不是像现在的电影这样，现在上映的版本一开始是在磕长头的路上，以前一开始就是一个梦境，梦见自己在磕长头的路上，突然惊醒，满头是汗，黑黢黢地什么也看不见，就是人物的一个特写。然后话外音：“毛主席来看大家了——”毛主席跟他有什么关系？观众可能不知道这段历史，但天宝马上反应过来，起身把门一拉开，一看是陕北高原的窑洞，他立刻往外跑，这个时候出片名。这就是非线性叙事的一个很典型的表达方式，从中间开始讲故事。
但是后来写着写着，非线又不非线了。这就是创作的难度，因为写非线特别难，剧情时不时要回来，怎么回来？也不能回来一下又走了，回来以后得有戏，才能构成非线性结构，两边才平衡。我说不管了，我就坚决先把剧本结构拿下，确定从他8岁去寺庙里当扎巴开始，一直写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剿匪，他那个时候已经成为西藏自治区主席，阿坝州藏族自治区主席了，也是成熟的革命家了。也没想到送上去一稿通过，我们后来就是按照这个剧本来拍的。
南都：电影《天宝》里有许多藏族人民日常生活的镜头，其实这部分是我们大多数观众不熟悉的。您在拍摄藏民这部分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和考量？
刘劲：我在剧本创作的时候，更多是在描述画面里边出来的人物，他的着装打扮。我知道我们主创会面临这个问题。果不其然。我们的主创都是特别好、特别有实力的艺术指导，圈儿里的大咖。但是当我们在成都集中，开始给演员造型，我一看，妆容整个就是乱七八糟。因为我拍的是嘉绒藏族，我不是拍的安多，我不是拍的白马，我不是拍的西藏。
后来我给主创开会，从零开始让他们去翻资料，查阅嘉绒藏族的历史、文化，带着他们到成都的藏族街上去看，这些衣服配饰，哪个是嘉绒的，慢慢给他熏陶，让他突击去掌握。他们都是高手，很快就进入了，然后重新做衣服，重新配首饰、配饰。
但是做出来的衣服太新了。那个年代的奴隶，天天劳动爬山的人，怎么可能穿得那么新？拿去做旧，再做也是新的。后来我说这样，赶紧派人去老乡家里边去借，或者去买他们现在穿着劳动的衣服。这样收集了一大批。特别可笑是什么？拍《天宝》，服化道想到要有陈设，从横店给我拉了两车道具过来。我后来给他们批了一顿，这东西99%都用不上。藏族家里边或者土司家里边，怎么可能有小马扎、小圆桌，还有柜子？简直是想当然。我让他们赶紧看资料，奴隶家是什么样子，天宝家是什么样子，土司家是什么样子。
因为准备的时间比较短，开机以后，我每次到现场，下车就直奔场地，看见哪些东西是汉族的，全扔出来。扔完了场地几乎就空了，怎么拍？只能重新想办法。
我要的是细节，是他们的生活。在阿坝州我们为电影《天宝》点映预热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跟我说哪个地方不对。
家乡阿坝州鼎力支持
镜头带出绝美川西风光
南都：听说《天宝》的拍摄得到了四川省政府和阿坝州政府的大力支持，阿坝州的领导也出席了北京首映礼。能否讲讲这方面的情况？
刘劲：《天宝》是院线电影，院线电影就得考虑票房，压力特别大。我们的资金构成也很特殊，因为牵扯到演员的选择。现在要请流量的，有号召力的演员，就得有钱，我们又是一个没钱的剧组。
当时立项以后，我们申报了四川省的重大文化项目基金，四川省领导一看是我在牵头，又是这么一个题材，就给了我们评上了，等于就是中标了，给了我们一笔扶持资金。这笔资金1000多万，基本上就可以建组了。
但肯定还不够，一个电影最少也得四五千万，又是实景拍摄。后来我就到阿坝州找领导，找州委书记、找州长，去了好多次了。所以我现在说老实话，我们就是靠国家靠政府。
这次我们回家乡阿坝给《天宝》预热，我们的州领导和各个单位都集中看了，看完以后很感动，起立鼓掌，没有提出任何质疑。《天宝》7月10日上映，在电影频道推荐暑期档，我亲自上去推荐的，电影频道的视频出来了，我发给州领导，我们州长罗振华马上电话打过来，他说刘劲老师太好了，我们阿坝州要加大宣传，我已经给他们布置下去，第一，用电影票根换景区门票，另外，把阿坝州境内所有的大屏，不管是公路上的还是景区的、城市里边的，全部换成《天宝》的广告。
很多朋友在路上给我发照片，他们在高速路上看到，在阿坝州的壮美的景色里边，在这么一个高原上，《天宝》的大牌子矗立在山和蓝天之间，那种穿越感很震撼。
当年红军天宝那一代人爬雪山过草地，浴血奋战，吃草根扒树皮的，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跟今天形成这样一个强烈的对比。红军长征走过的地方现在都有了高速公路、高铁，我们这个新时代真不是白说的。
南都：《天宝》完全是实景拍摄，阿坝州地域广袤，自然风光绝美，您是怎么挑选取景地的？
刘劲：我先是让美术副导演还有另外一个导演艺兮，让他们去取景。因为那些地方我都熟，不用去看。我在忙活跟主创开会，读剧本，继续打磨提升剧本，做各种准备。他们采了半个月景回来给我看，有的还行，有的我就给他否了。当我真正到了阿坝州外景地住下来，走到现场去看，才发现完全不对。
戏里有几个重要的场景，当然雪山和草地没问题，现成的。我们当年拍《长征》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拍的，因为那个地方也不能去开发，也没有开发的价值，就是旁边立了一个碑，向红军英烈致敬。再过去就是茫茫大草原沼泽地。
但是有官寨的戏，就是土司家，有天宝家的戏，拍他们那个村寨子，这里边就有很多要求，主要是表现嘉绒藏族的特色。我要把嘉绒藏族的文化和日常，我小时候见过的那种最原始的状态呈现出来。
小天宝和央珍姐姐第一次见面的情节，是我在剧本里强化的。我让他们去找一个地方，山泉流下来，有一棵树，有一条小道，央珍姐姐天天在这背水。藏族妇女从小就背水挤奶，小天宝小桑吉悦希也拿了个水桶，他是给寺庙打水，两人第一次在那儿邂逅。然后不断地，随着他们年龄增大，老在这个地方有戏发生。但是这个场景他们给我找了无数个，有的离我们的驻地开车得开三个小时，到了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。
他们没有理解我要什么。从天宝八岁起，我换了三个演员，八岁的小天宝，十二三岁的少年天宝，十八岁岁的成人天宝。从寺庙里边加持皈依一直到慢慢长大，我的人物的年龄必须在几个相同的场景里边叠加。因为观众很熟悉了，例如小河边是他们日常经常去玩耍的地方，这样就把情感链条构建起来了。
我们有一首很好听的主题歌《拉里谢姆》，小央珍唱的，他俩在河边，还没见人就听见歌声了。藏族女孩唱得非常清纯的天籁，小天宝一听就听傻了。抬眼看见一个小姐姐背着水桶过来，这是西索村的小河边。他本来走了一半都走到岸上了，叫了一声姐姐，把他自己打的水倒在姐姐的桶里边，一笑，走了。这时姐姐把他喊住，从怀里掏出一把蚕豆放在弟弟的手里，走了。弟弟看着远去的背影，于是他们就这样邂逅了，故事就这样开始了。
这首歌是贯穿全剧的，歌词很有意思。“你从哪里出发，就会回归何处，同行的伙伴亦会平安归来。年轻的少男少女他们出身迥然，缘分却让他们羁绊成长。”这是嘉绒藏语翻译过来的，片子里会出汉语字幕。“来自远方汉地的白铜被做成一对唢呐，即使分开驻扎，也终会被同时吹响，从哪里出发，就会回归何处”。这首歌唱了天宝的一生，原来这三个孩子，小天宝是扎巴、央珍姐是寨子里边的普通的藏族少女，还有小土司，三个人总一起玩。《拉里谢姆》是嘉绒藏族的一个曲牌，民间有很多种旋律，不同的歌词。写剧本的时候，我一听到这个歌，马上就找到感觉了。将来片子上映之后，马尔康卓克基西索村这个地方可能会成为一个热门打卡地。
我还让艺兮导演带了一个分队，带着无人机等设备，去13个县拍空镜，把它最好的景点拍下来，这样能用到我的片子里面。再弄一个替身，天宝一路磕长头，正好让替身穿天宝的袈裟，远远的也看不清楚，把景儿带出来。在这个片子开始的时候，就是各种不同的在路上磕长头，把莲宝叶则、雪山草地都给带出来了，太漂亮了。
主要的景一个是天宝的家乡马尔康，也是我出生的地方。另一个是官寨，当年毛主席、周恩来和朱老总在那儿待过几天，而且在那开过一个很重要的会议，叫卓克基会议。当时共产党不能扰民，严格执行民族政策，毛主席他们要带头，头天晚上到了以后没进官寨。官寨旁边有三棵树，毛周朱三个人在那拴着马坐了一夜。那三棵树旁边现在还修了一个《卓克基红军长征纪念馆》，上面就是土司官寨。第二天毛主席他们进官寨，毛主席一看震惊了，感叹说：“古有梅屋，今有官寨。” 这些都是我小时候听说的。
与高海拔缺氧作斗争
全身心投入，拍天宝也是拍自己
南都：阿坝州海报较高，演员在拍摄过程中需要克服高反，料想也很不容易。
刘劲：是的。因为它的平均海拔都在三四千多，在外景地，本来就缺氧，有时候还要下雨下雪，经常就有演员拍着拍着就倒了，上一个全景镜头里边他还在，下个镜头就不见了，送下山了。天天都在跟高海拔缺氧作斗争。
我们的工作人员为了抢时间，习惯了现场跑去拿东西。有一次在海拔4000多的地方拍戏，需要一套服装，服装员小姑娘就跑到厢车去拿。因为有的时候怕穿帮，车都停得比较远，结果没想到跑的路上一下就晕了，昏迷了，赶紧就往山下送。后来到了医院，医生说你们再晚来半小时，就救不过来了。
南都：《天宝》即将在7月10日于人民院线上映，是暑期档中的重磅。作为导演您有什么感想？
刘劲：今年是天宝入党90年了，正好把片子推出来。我作为他的家乡人，这个责任就像天宝有灵一样，落在我身上了。而且只有我能拍，换个再大的导演，他也可能遇到难以解决的民族文化冲撞的问题。
其实电影拍到后来，我觉得是在拍我自己的童年和少年。电影里的生活都是我自己的，比如说蚕豆这个细节，就是我当年在学校劳动的时候，一个藏族姑娘跑过来把一把蚕豆塞到我手里，转头跑了，一句话都没有。这个细节一直刻在我心里边。
包括挖菌子的情节。当时红军特别体弱，打不了仗，天天吃野菜，吃得吐，后来到什么程度，吃野菜必须党员带头。没有油水，体抵抗力下降，又加上霍乱、风寒流行，减员很多很多。最大的一个干部是师级干部，最后在那儿因为这个牺牲了。我们阿坝八九月份就出菌子，山上野生的菌子，像蘑菇、松茸、鹅蛋菌几十种，我小时候经常带着干粮天不亮就上山，到原始森林那边去，背着背篓，捡菌子，晚上才回来，天然的菌子是最鲜美的。影片里央珍和天宝也是去给红军捡菌子，在那儿遇到了假红军。国民党要袭击红军医院，穿着红军的衣服，但他们不识路，遇到央珍他们让带路，但央珍姐姐发现了这是假的，让天宝回去报信，自己把假红军往悬崖上带，最后毅然决然地坠崖。这些虚构的情节里面都融入了我自己的生活。
许多专家都说，这么多年以来，在《农奴》《金沙江畔》这些藏族题材影片里边，《天宝》是最好的一部，有创新，有美学价值，评价很高。我自己反正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戏了，比我拍《周恩来回延安》还上心。
采写：南都记者 黄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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